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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岷:为什么稳定且高效的银行体系如此稀少?

凤凰财经2018-05-17 02: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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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廖岷出任中财办副主任,释放了一个强烈信号,当前最大的政治就是中美关系,在众多技术官僚中,那些拥有良好的专业素养、外语水平和国际视野,知美懂美,懂得与美国打交道的杰出体制精英将被委以重任。我们特选取近年来他的几篇著作以飨读者——

文章:《宏观审慎监管研究与实践》序言

作者:廖岷

2007-08年爆发的全球金融危机导致世界经济衰退和金融市场动荡,同时也催生了防范类似危机重演的讨论,旨在防控系统性风险的宏观审慎监管便是其中重大议题之一,受到空前重视和广泛运用。

虽然宏观审慎监管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就在国际组织中进行讨论,但由于危机前长期的金融繁荣和稳定的宏观经济环境,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至危机前的自由化浪潮,都使得对宏观审慎监管的理论研究和金融实践在危机前被严重忽视,这也是系统性风险不断累积直到危机爆发的重要原因之一。危机后,防范系统性风险成为全球监管和风险管理的最重要任务,加强宏观审慎监管也就成为了危机反思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了提高监管措施的有效性,尽量减少措施的负面作用和效应,在现代金融监管工作中,监管方法或工具的理论支持和精细化的数量测试愈加受到重视,但危机之后各国宏观审慎监管工具的探索和使用恰恰没有这两方面的准备。在各国宏观审慎监管的实践探索中,虽然已经达成了一些基本共识:共识之一,宏观审慎监管时至今日仍然缺乏系统的基础理论支撑,关于其内涵或是外延都没有明确的界定,然而,各国的宏观审慎监管实践走在了理论研究之前。共识之二,各国宏观审慎监管工具的运用总体上是有效的,对各国不同形态的系统性风险隐患发挥了一定抑制作用。共识之三,一些工具的使用存在非对称性效果或是非预期性后果,如全球影子银行近年的快速扩张,被认为是宏观审慎监管工具典型的非预期效果之一。共识之四,全球需要加快这方面的探索,更多开展数量化测算分析,对工具使用的效果进行评估,同时研究并理顺工具的传导机制,以更好地使用宏观审慎监管工具来防范系统性风险,避免其成为妨碍全球和各国经济增长的“替罪羊”。

我国的经济和金融发展具有特殊性,对外开放的逐步推进,金融改革的不断深入,金融脱媒日渐显著,使得防范系统性风险、完善宏观审慎监管政策框架更具重要性和急迫性,这不仅是为了金融行业本身的稳健和可持续发展,更是服务于中国实体经济转型改革大局的重要基石。因此,充分借鉴本次全球金融危机的经验和教训,更加有效地识别和管理中国潜在的系统性风险来源成为现阶段中国金融监管者面临的首要职责和重大挑战。当前中国最主要的系统性风险来源在哪里?中国应该如何监测和防范系统性风险?在宏观审慎监管工具中,哪些工具更具有效性?如何协调宏观审慎监管与其他经济金融政策的关系?中国应该如何完善宏观审慎监管框架?这些问题亟待研究和解答。

2012年4月,在一次由泰国央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共同举办的宏观审慎监管政策的研讨会上,我遇到了本书的合作者孙涛先生。孙涛先生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高级经济学家,曾任职于主管宏观审慎监管政策的货币与资本视场部,目前任职于亚洲与太平洋部,他对亚太地区的情况比较熟悉。在研讨会的间隙,针对宏观审慎监管这一议题的探索实践和对中国特殊性的理解,我和孙涛先生进行了深入的交流,这成为我们决定共同撰写一本书、详细阐述有关宏观审慎监管问题的契机。为完成这个重大项目,我们专门成立课题小组。小组成员之间通过无数次的专题讨论,百余封邮件往来和电话交流,运用规范的研究方法,反复琢磨修改完善,最终得以完成本书,这是全体课题组成员的集体智慧和心血的结晶。同时,本项目作为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的内部课题,在评审时得到业内专家学者的真诚帮助和关心。

本书在全面梳理国内外关于系统性风险与宏观审慎监管理论与实践的基础上,试图探寻中国当前潜在的系统性风险来源、触发条件及触发可能性,梳理中国宏观审慎政策工具种类及传导机制,实证分析中国宏观审慎监管工具的有效性和与其他政策工具的协调效应,并据此提出防范我国系统性风险和完善宏观审慎监管的政策建议。在当前中国面临“三期叠加”的关键时期,研究我国系统性风险来源和宏观审慎监管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书认为:

一是完善宏观审慎监管政策框架是我国金融深化和创新的需要。系统性风险是市场发展的自然结果,只要金融机构、金融市场和金融工具在发展,系统性风险形成和孕育的土壤就会存在。中国的金融体系处于发展和扩张阶段,新的金融产品、金融业务不断涌现,国内外金融关联复杂程度的提高,金融风险在金融机构、金融工具和金融市场间的风险传导和扩散机制日渐形成、放大和传染。而微观审慎监管往往因关注单一机构而难以觉察到系统性风险在悄然积聚,宏观审慎监管可弥补微观审慎监管的不足。

二是应对日增的跨境关联度所带来的潜在系统性风险的需要。伴随经济全球化进程,全球关联度日益增强,而愈加开放的中国金融体系所面临的系统性风险来源更多,受国际因素(如国际利率水平和资本流入流出)影响和约束更大,尤其是本次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主要发达国家实施的量化宽松货币政策,更可能使得全球风险通过更多渠道、以更多新的方式传导至中国。因此,中国客观需要既能调总量又能调结构的政策组合工具,而宏观审慎监管则能发挥重要作用。中国可以借鉴国际上一些成熟的做法,以应对潜在的系统性风险挑战,增强金融监管部门管理和应对风险的能力。

三是维护宏观经济稳健可持续发展的需要。中国三十多年的经济稳定发展固然可喜,但中国尚处在经济金融的深刻转型期:政府的无限责任没有完全退出,各个市场主体的有限责任又未真正建立,加上没有经历过危机,心理承受能力较低,市场化分担风险和损失的经验和能力不足。而政府在经济体系中的主导作用及其衍生的对政府的依赖,又使政府实际承受着较大的维护金融稳定和社会稳定的压力。毫无疑问,建立有效的系统性风险识别、防范和应对机制,对于避免系统性风险的累积和扩散、舒缓和化解压力具有一定作用。

四是提高宏观审慎监管政策效力和发挥宏观经济政策及监管合力的需要。系统性风险的突发性和爆发力通常给监管者留下很短的应对时间,因此需要高效协调的工作机制和政策组合。例如,当面临危机压力时,央行要向市场(甚至特定无清偿力的金融机构)提供紧急流动性,这需要央行与监管当局密切配合,既要控制局势,又要防范道德风险。

总之,我们希望读者能通过阅读本书,对宏观审慎监管有一个较为系统的了解,对运用宏观审慎监管政策防范系统性风险的累积和爆发有更深的认知。也希望本书对决策者在研究设计宏观审慎监管体制时有所参考。由于中国经济金融形势正在发生深刻变化,也由于课题组成员的能力和分析技术的局限,本书难免存在这样或那样的不足或疏漏,在此恳请各位读者坦诚指出,不吝赐教,以使作者能够不断思考持续修订,深化对本课题的研究,从而对防范中国系统性风险的工作有所助益。

廖岷

2014年10月

于上海

文章:廖岷: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

来源:比较杂志

作者:廖岷

作为学者型官员,廖岷一直跟踪国内外学界的研究,领衔翻译了《人为制造的脆弱性》《欧元的思想之争》《宇宙的主人,市场的奴隶》等专业图书。我们特选择他在两年前为《人为制造的脆弱性》【译者廖岷、杨董宁、周叶菁】所写的译者评论。

美国学者查尔斯·凯罗米里斯(CharlesCalomiris)和史蒂芬·哈伯(StephenHaber)合著的《人为制造的脆弱性:银行业危机和信贷稀缺的政治根源》,2014年出版后,被英国金融时报和麦肯锡推荐为“2014年最好的18本商业书”。金融时报首席经济评论员马丁·沃尔夫在推荐词中用“资料丰富(informative)”形容本书,《金融之王》的作者利雅卡特·艾哈迈德对本书赞誉有加:“如果你正在寻找几个世纪以来银行业发展的丰富史料以及政治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本书所做的研究无出其右者,不愧为经典之作”。我们在翻译过程中,对此也是感同身受。

两位作者以其多年研究金融危机、政治制度、产权制度以及经济史的深厚学术积淀,通过纵横对比英国、美国、加拿大、墨西哥和巴西五个国家自17世纪以来的银行业发展及政治环境变迁,得出了本书的核心观点,即金融危机和信贷稀缺并非随机分布,而是来源于“银行交易博弈”。作者认为,银行体系是“银行交易博弈”的产物,政治交易下的“利益伙伴关系”主导着银行业政策的制定,决定着从牌照发放、网点设置到信贷分配,从监管模式到银政关系等内容,而这些内容反过来又决定了该国实体经济获得信贷的便利性以及发生系统性银行业危机的可能性。

本书的写作缘起于2007—2008年金融危机,但本书试图回答的问题绝非仅限于此次危机。作者首先列出了一系列惊人但却一直被人忽视的事实:一是危机广泛存在,在1970—2010年间,117个国家中仅有34个国家(29%)未遭遇过银行危机,62个国家遭受一次危机,21个国家经历两次及以上的危机;二是国家间对比鲜明,自1840年以来,美国遭遇过12次银行危机,但邻国加拿大却从未遭遇过危机,加拿大比美国天气严寒的解释只能是一个笑谈;三是稳定且信贷充裕的地区极少,只有六个,其中一半是小型经济体,如新加坡、中国香港,较大的经济体中仅有加拿大和澳大利亚。基于以上事实,本书提出了其核心需要回答的问题,既然金融能促进经济增长,为什么稳定且高效的银行体系如此稀少?

作者的回答是,银行体系的脆弱性和银行信贷的稀缺性反映了一个国家的根本政治制度结构,政治是银行赖以运行的产权制度的核心元素,各国无法“选择”其银行体系,只能在政治制度允许范围内形成和发展各自的银行体系。银行体系要得以运行,必须解决三大产权问题:大小股东和存款人权益均需得到保护免受政府侵害;存款人和小股东利益需得到保护,免受大股东侵害;大小股东以及存款人权益均需得到保护,免受债务人侵害。三大产权问题的解决都需要借助政府力量,但现实情况是,政府与银行又有着内在的利益冲突:政府既监管银行也从银行融资;政府以法律形式确保贷款合同执行,紧逼借款人偿还债务,但在政治上需要借款人的支持;政府在银行破产时决定损失的分配,但又需要存款人的政治支持。

正是这种相互关系,决定了各国的银行体系都是政府和私人部门之间博弈的产物,即“银行交易博弈”。银行交易博弈很大程度上遵循政治逻辑而非效率逻辑。博弈的结果决定了市场准入与竞争,信贷标准与定价,银行破产时的损失分配,以及银行业监管制度的设计。在不同国家的不同时期,博弈参与方各不相同,取决于其在政治上的重要性。

作者查尔斯·凯罗米里斯是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金融制度学和金融史是其专长,史蒂芬·哈伯是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教授,对产权有长期的研究,两位学者各自居于美国东西海岸,历经四年时间的思想碰撞,最终共同完成了这本跨历史、政治和经济学的长篇巨著,为世人观察各国银行体系发展提供了“银行交易博弈”这一独特的视角,阐述了不同的银行体系为何是由政治交易塑造的,又是如何被塑造的。在浩如烟海的现代银行业危机研究文献中,这样的研究视角的确是另辟蹊径。其翔实的史料和独特的视角,无论是货币当局、监管者、银行家,还是普通金融消费者都可以从自身的角度,获得对银行业发展新的认识。

在研究路径上,本书不拘泥于特定的理论流派和体系框架,而是以一种更为平衡和实用的研究路径,通过借鉴众多学术传统中的概念、理论和方法来阐释重要的社会问题,忠于知识的探究和问题的解答,既包含纯粹的学术辩论,也试图回答决策者和从业者的现实困境。诚如作者自己所言,“我们并不试图兜售一个精巧的、永恒不变的模型来解释银行成败的一切。相反,我们只是尝试一种特殊的思考方法来展示政治和银行体系的关系,以理解银行体系在不同时期、不同国家的运行方式。我们的框架结合了历史知识和博弈逻辑。这一思维方式为我们理解所观察到的世界提供了独特视角,但也具有重要的否定意义——即我们需要对现存的主流观点进行修正”。通过数据模型分析,找出国家间共性因素解释某一宏观问题的研究方法在此次危机后已饱受质疑,后危机时代的迷思呼唤更多从制度和历史角度出发的研究,更多不仅限于欧美的比较研究,更多对复杂问题的解释框架的构建而非强调单一要素作用的大理论探索,本书体现的正是这样一种更趋包容、开放、平衡和实用的研究范式。而作者对于史料的充分掌握和娴熟运用,读来兴趣盎然,也是使之超越同类书籍而有望成为经典的核心要素。

以史为鉴,正如已故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道格拉斯·诺思曾说过,“历史总是重要的。它的重要性不仅仅在于我们可以向过去取经,还因为现在和未来都借由社会制度的连续性与过去连接。今天和明天的选择是由过去决定的”。本书在历史视野下关注政治因素对于金融制度变迁的影响,既揭示了各国银行业发展中的路径依赖,也为宏观和微观金融制度安排提供了有益借鉴。

首先,在银行准入、市场竞争和市场效率方面,本书用令人印象深刻的历史比较,给出了鲜明的答案。1694—1825年,英格兰银行业高度垄断,仅有一些微小的乡村银行和金匠银行,以及唯一一家大型商业银行英格兰银行,所有银行几乎都没有分支机构。而同一时期,苏格兰却形成了完全不同的竞争性的银行体系,三家特许银行平均各有15家分支机构,放开银行特许权后出现了众多普通商业银行,平均下设3个网点。由此形成的结果是:苏格兰的人均银行资产是英格兰的1.25倍,存贷款利差比英格兰低1个百分点,银行倒闭率仅为英格兰的1/5,同时苏格兰银行业出现了大量的组织形式和业务工具创新,成为当时全球银行业的典范。事实上,多国经验表明,微观主体的多样性和差异化是有“牌照准入”行业实现市场效率和提升竞争的重要保障,一个能够稳健应对冲击的金融系统应该是多样化的。我国目前以银行业为主的金融体系结构,决定了在提升金融体系整体效率和服务水平的过程中,除了进一步发展直接融资之外,提升间接融资配置金融资源的效率也是重要方面,其核心就在于如何激发银行业微观主体的活力。具体来说,一方面要允许并鼓励现有银行业金融机构深化改革,完善公司治理机制,提升经营管理水平;另一方面也要扩大对内开放,引进更多符合条件的民营资本进入银行业。但作为新的市场参与者,民营银行如何找准市场定位、明确发展战略,如何互补发展、错位竞争,都是现在和未来需要解决的重大课题。

其次,贯穿本书始终的三大财产权问题是各国银行业发展面临的共性问题,但在不同国家的表现不同,政府的解决方式也必然有所不同。在大小股东权益与公司治理方面,确保小股东以及存款人的权益得到保护,免受大股东侵害,这是本书提出的银行运行的三大基本财产权问题之一。对于大股东对公司治理的两面性已有很多讨论,即股权集中有利于克服外部性障碍,为其他外部股东提供“监督”这一公共产品,但大股东追求其收益的代价有时需由全体股东承担。商业银行的资本结构、风险属性、受政府监管以及担保的程度都与普通工商企业不同,大股东控制权滥用的形式也有其特殊性,既有关联交易下的内幕交易或欺诈,也有大股东蓄意引导银行从事高风险业务,而且存款保险以及最后贷款人等制度安排在提升系统稳定性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市场自律,使银行债权人的约束机制难以发挥应有作用。在全球范围内,既有英美银行高度分散的股权结构,也有大量股权相对集中的商业银行,面对中小股东所有权与控制权分离,终极股东的控制权与现金流权随着控制层级的增多而逐渐偏离的情况,如何推动董事会内部制衡与独立性建设,最大限度减少大股东侵害少数股东和存款人的可能性,维护各方利益,提高公司治理效能,所有这些,都是我们需要继续思考并解决的问题。

最后,在后危机时代,本书探讨的政府、银行和市场三者间的互动关系问题更显突出。美国自1840年以来发生了12次银行业危机,而加拿大同期却从未发生过银行业危机,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美国各州严格限制银行跨州经营,银行无法分散风险,而长期以来加拿大在政府监管部门的政策扶持下,始终保持由全国范围经营的少数大银行组成的银行体系,这一体系有效地实现了银行风险的分散与银行体系的稳定。本书通过对英格兰和苏格兰,美国和加拿大银行体系的不同发展路径比较,本书对特许行业中如何培育竞争,如何实施适度监管,如何防范道德风险都给出了令人信服的答案,对于全球金融危机后思考银行业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启发和参考意义。无论对于何种政体的国家,如何通过适度和有效的监管体制,让商业银行在资源配置和财富管理中起到主导作用,使商业银行在支持国家战略中保持商业主体的可持续发展,如何形成政府、银行和市场三者间的良性互动关系,让市场发挥决定性作用,并更好地发挥政府的作用,本书都提供了有益的思考。

亚当·斯密在《国富论》里提出:“在人类社会的大棋盘上,每个个体都有其自身的行动规律,和立法者试图施加的规则不是一回事。如果他们能够相互一致,按同一方向作用,人类社会的博弈就会如行云如水,结局圆满。但如果两者互相抵牾,那博弈的结果将苦不堪言,社会在任何时候都会陷入高度混乱之中。”可见,制度是重要的,是解决政府与市场关系必不可少的领域。政府与市场关系中最核心的内容是,市场必须是自主的,政府不能直接干预市场,政府的作用是辅助市场和保护市场。政府通过解决三大财产权问题,提供银行运行的基本条件;通过提供独立司法来保证合同执行;通过采取政策措施应对市场失灵。政府的这些作用在经济学中得到了充分的讨论。中国金融体系以银行业为中心,政府与银行的关系更为突出。近年来银行业市场化水平逐步提高,减少各级政府对银行的直接干预,在改革开放的实践中被证明是正确的选择。另一方面,银行业也影响着政府,银行业在各国不同的政治经济变迁中始终发挥着历史性作用,这一点在本书的阐述中得到了充分的印证。从最早期的国王融资工具、战争和扩张融资工具,到后期的支持帝国贸易发展,银行业与政治间的相互塑造关系始终存在。在今天的现代国家,无论是发展中国家还是发达国家,银行业也同样发挥着相应的历史性作用。银行业风险中仍然有源于政治的部分。比如,中国的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就是一个金融机构与银行业、政府与市场博弈的产物。银行业必须坚持服务实体经济,但也必须是在风险可控的前提下。

此外,在金融监管框架安排方面,各国监管框架安排的差异也受到各国历史与政治的影响,并非完全出于效率考虑。美国金融危机之后,并没有采用“双峰”或“统一”的监管模式,美国监管同人曾介绍,最终的选择其实是国内政治力量角力的结果,而非纯粹为监管效率所左右。现代金融的历史已经证明,危机发生的可能性和信贷的充足性与具体采取何种监管架构和制度安排没有必然的对应关系,分业监管或混业监管,并不必然导致风险监管能力的差异,与银行业的最终盈利能力更无直接关联。以中国当前的互联网金融监管为例,既要考虑监管框架,更要考虑在历史和体制机制形成的监管架构下,监管能力是否能与市场变化同步提升。

按照良好监管原则,决定一个国家金融监管和风险管理水平的因素主要包括:货币当局与监管当局的独立性、专业性以及资源的质与量;整体金融信息体系的优化以及数据分析和共享的提升;系统性风险的前瞻监测预判与单体重大风险的及时干预和化解能力;依法监管与合规经营的坚守与坚持等,这些问题,无不与“银行交易博弈”有关。总体而言,对于尚处金融深化过程中的新兴市场国家,建立现代银行业体系,塑造政府与银行体系的良性互动关系,建立有效的监管体系,是国家治理体制和治理能力建设的重要环节。在这方面,本书无疑具有一定的参考借鉴意义。

作为译者,在翻译中,尊重原文是译者遵循的重要原则,但不容否认,书中的部分观点及论述,特别是对于中国的诸多观察与判断,由于作者或许未能及时跟进中国金融和银行业的最新发展,分析有失偏颇,有些结论也比较简单。例如,作者提到“国企将其成功建立在……银行亏损之上”,实际情况是,从不同类型企业贷款质量看,国有大型企业信贷的不良率一直低于中小企业,2015年6月末全国商业银行的数据显示,大企业和小微企业的不良率分别为0.74%和2.46%;从银行业利润看,2014年中国银行业净利润1.56万亿元人民币,这当中相当部分来源于银行服务国有企业;从不同类型银行看,不仅国有银行,在华外资银行也同样努力并成功地拓展国有企业客户。不难看出,原因不是因为“银行由政府控制”,实际上我国银行业在审贷标准中并没有对于不同所有制企业的不同标准,近年来小微企业、三农等薄弱环节的信贷增速也一直高于各类信贷的平均增长水平。当然,贷款难、贷款贵的问题还需要探索更多的办法加以解决。

当前中国银行业真正的问题所在,依笔者的观察,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

一是规模扩张与能力缺陷的矛盾。自2008年以来,中国银行业信贷长期刚性扩张,各项贷款余额从32万亿元增至87万亿元,年均增长18%,远超同期GDP增速。中国银行体系整体规模目前在世界各国中位居第一。若与美国相比,2004年,美国四大银行(摩根大通、美国银行、花旗和富国)资产共计4.2万亿美元,利润427亿美元;中国四大行资产2.1万亿美元,利润126亿美元。2015年第三季度,美国四大银行资产8.1万亿美元,年化利润864亿美元;中国四大行资产11.8万亿美元,年化利润1412亿美元。中国银行业之大已举世瞩目,然而其背后存在的最大问题在于“大而不强”:一方面,仍以利率管制庇护下的传统银行业务为主要利润来源,另一方面,呈现严重的经营同质化现象。下一步,有必要引导各类金融机构发挥各自特长、各司其职,而不是推动一类机构“通吃”所有业务。比如,对于当前最主要的综合化经营和国际化经营需求,监管机构可以设置必要的清晰明确的评价标准、特定的监管框架和指标约束,允许满足相关风控和经营质量要求的金融机构获得经营资格。这种安排,也有助于引导金融机构不断通过做强,而不是通过做大来获得更多金融创新的机会。如果最终能产生1—2家具有全球竞争力的国际性银行,3—5家具有区域竞争优势的地区性银行,几十家各有业务特色的全国性银行和一大批根植于社区、服务于基层的地方性银行,则将是一个较完善和更加稳定的差异化银行体系。

问题之二在于经营环境变化与风控滞后的矛盾。一是面临国内外经济环境和信用环境的变化,银行业的风险管理正在经受考验,有些领域表现得差强人意。商业银行普遍严重依赖抵质押物和担保,缺乏从一群客户中主动发现其不同风险水平的能力,如过去几年一些地方发生的钢贸风险,就暴露出银行业风险管理能力的严重不足。另外,“当铺式”银行、“官僚式”银行、“独立王国式”银行屡见不鲜。一位长期在中国工作的西班牙银行家曾评论,中国大型国有银行的各地方分行有各自不同的管理体系、业务品种和操作流程,还有不同的“脾气”,每次与一家不同的分行接洽,就像是接触一家全新的银行。二是对于正在不断推进的资本项目开放、利率汇率市场化等重大变革,商业银行在更开放体系下,管理国别风险、流动性风险、银行账户利率风险和市场风险等,都将面临更大挑战,是否能做出适应性安排,是摆在我国商业银行面前的重大课题。

如果从制度的角度来看待这个问题,过去几十年我国金融改革,尤其是银行业改革,是一个从原来计划经济体制下充任财政会计逐步转向市场经济体制下的商业化经济主体的根本性制度转型过程,期间伴随着政府、银行、各类股东和存款人关系的不断协调,这个制度转型过程至今仍在继续。当然,中国银行业在解决这些问题的时候,最大的挑战是,如何在一种相对较长、偶有反复的转型过渡期中,更好地平衡政府与市场、监管与创新的关系。理论上,我们似乎可以一夜之间找到多种多样的建议和意见,但在实践之中,这些问题的解决往往极其复杂,需要艰辛探索。往往解决旧问题的新制度一旦建立,马上就会带来新的问题和挑战。这是这本书完全没有触及的问题或考虑的角度,这也是很多西方学者在研究中国经济金融问题时往往容易忽略的问题。

正如书中所说,“用实践检验想象,眼见为实,不再凭空幻想”,不以“简单堆砌事实”来“得到科学”,本书的理论和分析框架是否适用于包括中国在内的其他众多国家,还有待未来用更多的案例来验证,用“事实”组成科学,用“实践”检验结论。从这一意义上说,本书只是在银行危机的研究领域开启了新的视角,如何结合我国金融和银行业三十多年改革开放的成就,以及依然存在的问题去客观分析总结,应是当代中国金融从业者和学者共同的历史使命。

文章来源:澎湃新闻

作者:郑景昕

5月16日,廖岷首次以中央财经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身份亮相,此前,他担任中财办经济四局(国际经济局)局长,专司国际经济。

公开资料显示,今年49岁的廖岷,2011年至2016年任上海银监局局长,2016年12月起任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经济四局局长。

据新华社5月16日报道,包括中央财经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廖岷在内的中方经贸团,已于当地时间15日下午抵达美国华盛顿。

廖岷图片来自网络

廖岷出生于1968年12月,江西南昌人。廖岷1986年进入北京大学国民经济管理专业学习,1993年经济学专业毕业,获得硕士学位。2006年廖岷还获得英国剑桥大学工商管理硕士学位。

廖岷的工作经历主要是在央行、银监部门和银行业金融机构。1993年7月,廖岷毕业后,任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国际司资金处、办公厅秘书处干部。1999年7月至2000年7月的一年间,在中国光大集团任董事长专职秘书。2000年7月至2003年3月,在中国银行任职总行行长办公室助理、行长专职秘书。2003年3月银监会组建初期,至2005年8月,任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办公厅主席专职秘书。随后一年在英国剑桥大学Judge商学院工商管理专业研究生。学成归来之后,廖岷回归银监系统,2006年8月至2009年1月,担任银监会办公厅副主任兼系统团委书记,之后又升任办公厅主任、党委办公室主任、首席新闻发言人。2010年2月至2016年12月,廖岷担任了6年半的上海银监局局长,在2016年年底,赴任中财办国际经济局局长。

廖岷有多本专著,包括《欧元震撼》《控制系统性风险改革之路》《经济新常态下的银行业监管治理探索》《金融租赁研究》《危机后我国金融衍生产品发展路径选择》等。

廖岷曾在公开场合提及自己的监管理念:“监管是一个逆周期操作的过程。如果不作为,就是顺周期,看似没犯错误,但实则没有履行逆周期监管的法定职责。”针对新金融业态和金融科技的监管,廖岷也曾在演讲中表示,需要评估其对金融稳定的影响,加强监管的一致性,防止监管套利。

除了金融监管者的角色之外,廖岷本人也曾是“文艺青年”,早年创作过多首校园民谣,包括《等人就像在喝酒》《已是盛夏》《流动的青春》和《温馨天堂》等。

中央财经委员会办公室是为中央财经委员会下设的办事机构,后者是在今年3月根据中共中央印发的《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组建的,前身是中央财经领导小组。中央财经领导小组是中国经济的核心领导和决策部门,其职能主要体现在参与制定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五年规划纲要、年度经济计划制订、经济形势调研和分析和宏观政策研究等方面。

除了廖岷,中财办副主任还包括杨伟民、易纲、朱光耀、韩俊、尹艳林、韩文秀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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